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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明朝历史篇一：明朝与葡萄牙屯门海战
16世纪初大航海时代刚刚拉开帷幕，但欧洲海上列强着坚船利炮已打到中国门口了。此刻正是有名的荒唐君主明武宗四处游玩的时代，明朝还是处在生命的中期，但已开始显露出暮态。(图为檄海道副使汪鋐)
明朝第一次接触西方船只，是在正德九年(1504)最先抵达广东屯门岛的葡萄牙人的商船。当时的欧洲商船都备有大炮，亦商亦军。葡人到中国南方沿海后，一方面力图占据广东沿海屯门一带为据点，做为推行商业贸易和殖民活动的根据地;另一方面，又派使节入北京，要示与明朝建立关系，从政治、经济上打开中国的大门。
正德十二年，葡驻满刺加总督派安特拉德与特使托梅·皮雷斯等人率船队驶抵广州，“放铳声如雷”，震惊全广州。因当时外国朝贡入明港口均无鸣炮行为，且葡萄牙又不属明朝规定的朝贡国家，地方官员拒绝葡人登岸。
葡人最终靠中国番译火者亚三交结上了正德皇帝，得以滞留广东沿海，实际上一开始葡人船队用蕃货贿赂了当地官员，又和当地富商贸易，双方的关系还算可以;1520xx年载皮雷斯来华的船队司令啡瑙·安德拉德的兄弟西芒·安德拉德(Simon Perez de Andrade)接替了司令职位，西芒与中国官员来往时，粗暴无礼，缺乏策略，不像他兄长那样谦恭有礼;他的妄为由于他在中国沿海的违法抢劫和海盗行为而登峰造极。
西芒的斑斑劣迹不但恶化了葡萄牙与广东官员的关系，更加速了葡萄牙使团使命的失败。葡人由此显示出海盗与殖民者的本色，盖房建栅，配以火药枪炮，俨然成一堡垒，又掠夺往来商船，甚至掠夺当地儿童贩卖到海外为奴。如《名山藏》记载葡人“盘留不去，劫夺行旅，掠食小儿，广人苦之”。嘉靖初年的给事中王希文在上疏中也称：“正德间，佛郎机匿名混进，突至省城，擅违则例，不服抽分，烹食婴儿，掳掠男妇，设棚自固，火铳横行，犬羊之势莫当，虎狼之心叵测”。“烹食婴儿”之说纯属荒诞不经谣言，“掳掠男妇”则确实有之。
因此明朝官员都要求驱逐葡人，但因为火者亚三有正德皇帝宠幸，葡萄牙使者有了明武宗为后台，所以正德年间葡人仍在屯门立足脚跟。但武宗死后，火者亚三被处死，比莱斯也被押到广州关押。随即明军准备进攻屯门驱逐葡人。
关于屯门之战，很多史料都提到明军从出兵到胜利花了近一年时间，比如《东莞县志》：“是役也，于正德辛已(1520xx年)出师，嘉靖壬午(1520xx年)凯还”。此战明军指挥者为广东提刑按察司、海道副使汪鋐，他能调动的兵力为广东沿海卫所的部队，总计有数万人。
而葡萄牙人的兵力，《澳门史》和葡人回忆录等资料曾记载：“但是一五一八年，他的兄弟西门·特·安剌德(Simon de Andrade)率大船一艘和小船三只到达圣约翰岛”，而在这之前，西芒的哥哥在“1520xx年9月末，费尔南多·伯列士·德·安德拉吉再率全队启航，满载荣誉和财货进入马⑥甲港”，所以我们知道了葡萄牙人在屯门的兵力最多不过700-800人。
中西第一次武装冲突的过程有多种说法，综合《广东通志》、《东莞县志》、《明史》以及外国史料的论述，可以看到这场理应明朝大军轻而易举胜利的战役并不顺利。
《广东通志》记载：“檄海道副使汪鋐帅兵往逐，其舶人辄鼓众逆战，数发铳击败官军。寻有献计者，请乘其骄，募善水人潜凿其底，遂沉溺，有奋出者悉擒斩之，余皆遁去，遗其铳械”。该文指明了在交战初期汪鋐遇到了败仗，还提出冲突后期派人潜水凿沉敌船，然后力战退敌。更重要的是记载了官军获得佛郎机铳的方式——即由敌方遗弃的。《东西洋考》因而将冲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官军力战不能退敌，第二阶段派人潜水凿沉敌船，打败了佛郎机。瑞典人龙思泰《早期澳门史》中说：“一队中国士兵围攻这座堡垒。如果不是一次对他极为有利的风暴非常及时地刮起，西芒将会死于饥饿。他利用这个时机，带着三艘船逃跑了(1520xx年)”。
概括中外多种说法，我们知道汪鋐率领明军击溃葡萄牙人，是经过多个回合反复战斗得来的。一开始汪鋐并不知道西洋火器的威力，葡萄牙人凭借手中武器据险而战，使明军在交战初期战败。之后汪鋐在劣势装备条件下，依靠兵力雄厚和本土作战优势改速决战为持久战，长期围困将近一年以待敌疲。之后，明军利用台风或暴风雨的恶劣天气，在火铳威力不易发挥之际，全线出击打败了对手。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代价大而收获少的胜利，西门的四只船有三只逃出了包围。明军应该仅仅是占领了空荡荡的屯门岛而已。当时的人已经认为：“不数年间，遂启佛朗机之衅。副使汪鋐尽力剿捕，仅能胜之”。屯门之战使明朝认识到蜈蚣船和佛郎机铳的威力，在引进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同时也为后来的西草湾之战取得胜利积累了战争经验。
真实的明朝历史篇二：明朝的少林寺和尚是怎样抗击倭寇的
古代嵩山、五台山和伏牛山的寺院均有武僧，他们还被正式列入国家“乡兵”行列，俗称“僧兵”。训练有素、武艺高强的少林僧兵，凡是国家需要的平定叛乱、征讨土匪、戍边守疆等大事，少林武僧都招之即来、来即能战。且少林僧兵不需国家拨款供养，却个个骁勇善战、冲锋陷阵，不愧为矢志报国的硬汉。他们的武器装备并不先进，无非是棍棒乃至徒手出击的少林拳。但即便如此，也总是凯旋而归。
有资料显示，明朝嘉靖、隆庆年间，日本海盗(倭寇)在我东南沿海频频骚扰滋事，强烈动摇了明王朝在东南地区的统治和国土安宁。但当时海防松弛，沿海战船、哨船仅“十存一二”，兵力也不多，加之朝政腐败、军纪松懈，部队战斗力极弱。而倭寇凭借其制作精良的日本刀及诡秘刀法，令明朝守军节节败退，使沿海百姓惨遭欺凌。
面对情此景，国家危难之际，少林武僧报国之心使得他们当仁不让，冲锋争先，杀敌恐后。到底他们参加过多少次抗倭战斗，没有完整统计，缺乏准确记载。以我们能够读到的史料看，至少这样几次是确实发生过的。
宁波都督万表在《海寇议》中云：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倭寇进犯杭州。少林武僧教练月空法师亲率30余少林僧兵大破倭寇。后因误入敌军埋伏，全体阵亡。少林方丈闻讯后又携百名僧兵，口宣佛号棒杀倭寇上千人。是年六月上旬的一战，少林武僧以区区数十人一举痛歼倭贼百余人，在翁家港、白沙滩战役中，少林僧兵更将入侵的250多名倭贼斩尽杀绝一个不留……频传的捷报大长了国人威风，山东等地也派人来请少林僧兵，有一首诗咏：“山东应募少林僧，叶榭江湾敌队乘。七尺棍长卅斤重，战场陷阵勇先登。”少林僧兵的神勇与忠贞由此可见一斑。
1853年，一股只有数十人的倭寇小分队，在浙江登陆后竟长驱直入直达安徽歙县和芜湖，逼近南京城，一路上这伙强盗极尽抢劫杀戮之能事。南京为明朝“陪都”，驻军十余万，竟让一小股外国海盗过关夺隘如入无人之境，堪称天下奇辱。朝廷只得下旨征调各地乡兵，少林僧兵当然名列榜首。少林武僧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之心，不远千里日夜兼程，一马当先地冲杀在平倭抗侮的最前线。这些少林勇士此番用的“杀手锏”乃是长达七尺、重30斤的特制铁棍，舞动时却“迅捷如竹杖”，他们还以靛青涂面、红布蒙头，俨然天兵下凡、神兵降临，神奇的少林拳和少林棍棒横扫敌阵，终使倭寇威风扫地落荒而逃。
就这样，少林武一次又一次地捍我主权、扬我国威，不仅震惊朝野，更为百姓称赞。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史学家顾炎武先生在《日知录·少林僧兵》中竭力讴歌少林僧兵保家卫国的传奇，他还披露了这样一个史实：在保卫松江战役中，彻堂、一峰、真元、了心四位少林武僧壮烈牺牲，松江知府方康为悼念四位僧人的忠勇，在上海近郊畲山建起“四义僧塔”，供人凭吊缅怀。
真实的明朝历史篇三：明末政府迫使大英帝国赔款道歉始末
17世纪初，葡萄牙人在远东的商业霸权已经衰落。他们的商船在远东屡次遭到荷兰舰队的的劫掠，也想联合英国人的力量以牵制荷兰人。英国人决定另辟蹊径，打开局面，企图借助于长期垄断对华贸易的葡萄牙人打入中国市场。163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同果阿的葡萄牙总督达成协议，同意英商自由出入澳门从事贸易。同年12月12日，英王查理一世颁布训令，任命威德尔上尉为指挥官，率领6艘船舰前来中国。
威德尔船队于1636年4月14日从伦敦启航。6月27日，船队到达澳门以南的十字门外停泊。英国商船的到来使葡萄牙人感到为难，他们在中国官员面前极力诋毁英国人，说他们就是荷兰人，企图前来捣乱，应予驱逐。葡人又从澳门派出巡逻艇在英船附近巡弋，阻止英国人进行贸易活动。
威德尔见到澳门贸易已无希望，便于7月底启碇前往广州。8月8日，英船到达虎门亚娘鞋(anunghai)停泊，虎门炮台守军鸣炮示警。威德尔蓄意挑起事端，下令扯下圣佐治贸易旗，升起英国国王的军旗，摆出一副准备战斗的架势，随即指挥船队炮轰虎门炮台。攻上炮台后，英军扯下中国军旗，挂上英王旗帜，并拆下35门大炮，作为战利品搬到船上。英船继续深入广州内河，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激起广州当局的愤怒。9月10日，广东海防当局派出3艘战船冲向英国船队，发射火炮和火箭，迫使英船仓皇溜走。但威德尔对侵犯内河不仅毫无自责之意，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地滥施暴虐。
19日，在虎门地区纵火烧毁了三艘中国帆船，焚毁一个市镇，抢夺30头猪。21日，又攻占并炸毁虎门亚娘鞋炮台，焚毁了大帆船一艘。当他在虎门犯下了如此罪行之后，也觉得不好同中国打交道，便将船队驶行澳门，请求葡人出面调解。
11月22日，英商在广州答应中国的要求，赔偿白银2800两。30日，威德尔向中国官员提交了一份保证书，对虎门事件表示歉意，并保证完成贸易后即行离去。据此，广州官员决定对其不予追究，令其贸易后尽快离境。12月29日，威德尔船队离开澳门，启程回国。中英之间充满火药味的第一次交往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