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年四月的一天，晴天一声霹雳，得知我深爱的母亲得了癌症（结肠癌），我欲哭无泪，我咒骂老天不长眼，为什么这灾难要落到我妈妈的头上。
可怜的妈妈才52岁呀，她辛劳半个世纪，为了我们，为了我们的成长，付出了她的全部心血。正当我快毕业，马上就要报答养育之恩时，她却要离我们而去。
五月在上海动手术时发现已扩散，没有切除肿瘤，仅做了结肠吻合手术。
姐姐已工作，弟弟在军校，他们只能短期请假回来看看。我虽已毕业，但未分配，比较自由，所以我担起了为妈妈陪床照顾妈妈的任务。
六月由于发高烧妈妈进入无锡第一人民医院，医院离我家很近。母亲被安排在内科一大病房内，大约有十五六个病人。通过打点滴和输血，控制了病情，住了近两个月回到家里。到九月再次住院，就再也没有回到家里。
陪床，成了我报答母亲恩情的唯一机会。我要妈妈知道，他的儿子永远陪伴在她的身边，他有一个好儿子，一个值得她骄傲的好儿子。同病房的病友或陪床家属，不论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叫我“大学生”。我为妈妈做的点点滴滴，他们都看在眼里。他们当着我母亲的面称赞我，夸我孝顺，说我的种种好事。说得我都不好意思了。那时我看我母亲，嘴边露出微笑，心里一定很自傲。
妈妈还能自理时，我有时晚上回到家里，因为家里还有老父亲和我小外甥要我照顾。但大多时间，晚上我睡在病房里，我从家里拿了一条单人席条，铺在地板上，和衣睡在上面。晚上只要妈妈一有动静，我马上就会起来看看。妈妈好多晚上很难入睡，我轻轻地和她说话，鼓励她睡觉，实在无法，才让护士替她打一催眠针。看妈妈睡熟了，我再躺下。
白天，我医院、家里来回跑，我要回家做三顿饭，单独作我妈妈吃的饭菜，做好后送到医院，待妈妈吃完后才回家吃我的饭。到后期，基本上自己不能吃了，就一口一口喂。
为了能有一线希望，我们全家找遍了偏方，制了好多药，无奈母亲已吃不下去。
在夏天，天气热，怕妈妈长褥疮，就得天天给妈妈用温毛巾擦身。有一天我姐姐回来了，看到我在为妈妈擦身，很惊讶。问我，经常这样吗。我说，是啊。姐姐可能认为我是男孩，怎么会有胆量为母亲擦身。我心里说，我这人就是我妈妈给的，我是妈妈的一部分，我为妈妈擦身天经地义、也责无旁贷。
怕她感到孤独，大部分时间我是陪着妈妈，陪她说话，高诉她会好的。我们一直瞒着她，说得的是良性肿瘤。我想起我小的时候，长病时，妈妈就是这样陪着我的，只要妈妈坐在我身边，我就不害怕。我向妈妈那时也会这样想，她儿子在身边，她心里就踏实。
六七年九月，国务院通知全国大学为六六届毕业生按当地标准发工资（试用期工资），南京是44元。我领到九月份的工资后全部交给了母亲，让她知道他儿子已能自食其力和为家里分担困难了。母亲把那44元包好了压在枕头下面，笑了。第二天又把钱交给了我：“我又无法花，你拿着，节约一点用。”我问妈妈想要什么，她摇摇头，什么也不要。
十一月，我校毕业生联合起来，组成毕业分配小组，请当时三派都信任的老师任组长，带领分配。我要求分配到无锡，可由于当时“大城市来的不能回到大城市”的极左思潮和说我“逃避文化大革命”（因为陪床，我在校时间很少），没有答应我的要求，但照顾我把我分派到青岛。母亲知道后也很满意，她知道青岛是好地方，离我姐姐工作的烟台也近，还一再说，等她病好了一定和我一起到青岛。
十二月的一天，她自己坐了起来，问我要一把木梳，自己梳起了头发，晚上就进入了昏迷状态。医院把母亲安排到一间三人房里，我一个人守在妈妈身边，我呼喊妈妈，她已不会答应。唯一可慰的是，手术后，一直没有被疼痛折磨。我妈妈像一枝蜡烛，慢慢地燃烧而熄灭。第二天下午约五点左右，我看着妈妈咽下最后一口气。
※本文作者：胜于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