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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正读着的书，是前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在上世纪60年代初写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这是一部堪称大型的回忆录，120万字。应该说，这是爱伦堡的一部心灵史。而我读的却是花城出的一本作家与52位文化名人交流的文字的节译本。直到今天，我才断断续续地读到了蓝英年先生译的全本的《人·岁月·生活》。
1937年末，爱伦堡从西班牙内战前线奉调回国工作，现实的严酷、恐怖远远超出他的想像。一批又一批人不断地被“清洗”，他认识的不少外国革命者也未能幸免，他后来任职的《消息报》社各处室的领导像走马灯一样，往往今天刚被任命明天就被逮捕。对当时的“日常生活”和人们的精神状态，爱伦堡尽可能地作了细致的描述，为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记录。
关于前苏联的“大清洗”，蓝英年在《肖洛霍夫死里逃生》一文中这样记叙：“1934年11月5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内务部附设告别会议》的决定，赋予内务部不通过法律程序任意惩治危险分子的权利。这是斯大林采取的重要步骤，给予只听命于他的内务部更大的权利。内务部的人可以不要罪证、不经审讯逮捕、关押和枪毙他们所认为对社会有危害的人。”
显然，这是组织上为大清洗拟好的计划。一个月后，全国性的镇压无辜党政干部、高级将领、知识分子、普通工人和农民的大清洗开始了。
但谁也没有料到，这场“大清洗”是如此的迅猛、荼毒、残忍。起初，人人自危。保护自己最有效的办法是检举别人。向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党表忠心，自己先清洗自己。后来，人们都在清洗的日子里感到惊慌不安和感到活着的无望。爱伦仲堡写道：“在我的熟悉的人中间，没有一个人相信明天，许多人都准备了一只装着两套内衣的小皮箱，随时准备着一去不返。”是呵，他刚回来，他向一些熟人打听另一些朋友的下落时，大多数人只是向他摆摆手，有些人索性匆匆走开。人们尽量少与外界的人来往。朋友之间也相互提防，甚至断绝来往。一个朋友对爱伦堡悄悄地说：“现在一个人只能同自己的妻子说知心话，而且夜间要用被子蒙着头……”尽管十分小心，可这位朋友不久还是被枪决了。
“大清洗”中滥杀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所以，深夜的任何动静都使人神经高度紧张。有个老头，抓的人还未上去，他就跳楼摔死了。他说：1938年3月间的一些夜里，常常惊恐不安地倾听电梯的声音，“当时我想活下去，同许多人一样，我准备好了一个装着两套换洗衣服的皮箱”。但是，到了1949年3月里，“我没有换洗的衣服，而且是几乎无所谓地等候着结局的到来，每夜都等候着铃声。”
爱伦堡在他的回忆录中几乎是流泪写下了这样的话：“我憎恶漠不关心、窗上的帷幔、使人隔绝的残忍和残酷。当我写到已不在人世的朋友时，我有时曾放下工作，走到窗前，像出席集会的人们那样站着，想向已故者致敬。我既未看树叶，也未看雪堆，我看见了一张我觉得是和悦可亲的脸。本书的篇页都是在爱的主使下写出来的。我爱生活，对于已往的生活与经历，我既不后悔也不惋惜，我感到难过的只是我有许多事没有做完，有许多东西没有写完，我没有受完苦，也没有付出更多的爱。但是大自然的规律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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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读这较多的叙及苏联大清洗的泣血的文字，在不同的文字中间，我一样看到了火光，暗夜，革命者，告密者，忏悔者，还有闪烁在铁网中的眼睛；一样听到昂扬的和暗哑的歌声。
子弹的锐叫，镣铐的叮当，嘶喊，呻吟和叹息交织着，……
什么是历史？我以为它应该是和人类密切相关的伟大的集体记忆。因此，除了可供实证的故址和文物之外，历史的构成，还必须包括经由回忆录、日记、书信、自传、传记等形式披露的不同人物的内心真实。甚至可以说，那些袒呈的个体生命的千疮百孔的灵魂，比历史学家的关于民族、国家、政党的一鳞半爪的记载，或者梳理得整整齐齐的材料更真实，更可靠。对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来说莫不如此。这些年来，我喜欢读这样的书籍和文章，我读《人》这本书，仿佛就在读一部真实的历史。
伊利亚·爱伦堡（1891—1967）生于基辅的一个犹太人的小康家庭，父亲是个工程师。在莫斯科第一中学读书时，受1905年俄国革命的影响参加了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1908年被沙皇政府逮捕，出狱后，流亡巴黎，脱离了党的组织，从事文艺活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爱伦堡受聘担任莫斯科《俄罗斯晨报》和彼得格勒《市场新闻》驻巴黎战地采访员。十月革命后他回国在苏维埃政府任职。不久又以苏联的报刊记者身份，长期在国外。18岁从监狱中出来，他说他领到了“一个成熟的毕业证”，然后带着一颗深重的心和一个更为深重的皮箱，从此开始了到处乱跑、逐水而居的流浪生涯。此后的岁月里，他以革命者的身份反反复复出没在柏林、巴黎和西班牙，也见证了革命之后的莫斯科。1931年，他周游西班牙、德国、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敏锐地感觉到处在经济危机中的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法西斯主义抬头，指出：“法西斯开始起来了，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之后，他作为一名反法西斯社会活动奔波在欧洲各国。忧郁和孤独曾经使他握起诗笔写下了大量的诗歌，战争的火光照射和特殊环境的不祥乌云，又使他在进攻德国的胜利之夜，反而前所未有的想到了自己的国家，想起了“痛苦，勇气，爱情，忠诚”，于是他写下了《胜利》这首诗：
“我曾经像等待情人那样等待她，
我曾经像了解自己那样理解她，
我曾经在鲜血、泥泞、悲伤中呼唤她，
时候到了——战争结束啦！
我向家走去。她迎面起来，
但我们却互不认识啦。”
3
很难想象，爱伦堡是用怎样的一种手法把十月革命、西班牙内战、二战直至冷战等本世纪一连串惊天动地的大事，像揉面条似的，毫不费劲地揉进这本书里，且不带丝毫斧琢的痕迹。忽而大气磅礴、排山倒海，忽而精巧剔透、秋毫毕现。
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纳粹德国面临灭亡，希特勒下令要吊死两个人，一个是卓别林，一个是爱伦堡。他痛恨卓别林，因为卓别林在电影《大独裁者》中惟妙惟肖地扮演了希特勒，而且极力丑化，气得他咬牙切齿，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痛恨爱伦堡，因为爱伦堡在战时，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揭露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的面目，就像一颗颗子弹穿透希特勒的胸膛，使他无法忍受。
爱伦堡战时在《真理报》和《红星报》上发表了了大量的政论，几乎每天一篇，苏联人民和全世界反法西斯者读了都无比痛快淋漓，爱伦堡说出了他们心中的满腔仇恨，他也就获得了崇高的敬意和爱戴。据说在苏联，有人拿报纸卷烟吸，发现有爱伦堡的文章，马上就收藏起来。爱伦堡的最大成就，是他作为一名新闻记者，从苏联反法西斯卫国战争开始，始终和红军一起战斗在最前线，冒着生命危险，不分昼夜地在战斗、掩蔽部式避弹坑里采访编写新闻，几乎每天都发表那种充满战斗精神的论文和通讯描写，后来收集成《战争》一书，厚厚的三大卷。
如前所述，正是1937年末“大清洗”正在高潮之时，爱伦堡从西班牙内战前线奉调回国。他深知许多被清洗的熟人朋友都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坚信斯大林是人民的救星，那些罪行不过是他们强加的。同时，他对这个社会的正义性似乎深信不疑。因此，他对许多事情感到难以理解，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内心极度痛苦。他两次写信给斯大林，要求重返西班牙，投入反法西斯前线。他最终如愿以偿，内心的矛盾得到一时的解脱，同时又保全了他的性命。
苏联文学专家草婴有《爱伦堡的骨气和运气》一文，说到了另一件事，即1953年初发生的“医生案件”。这件案件其实就是斯大林一手炮制的又一个冤案。这是战后他开展“大清洗”的序幕，矛头直指贝利亚等政治局委员。当时，有一批医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其中有不少犹太人。斯大林向来痛恨犹太人，他于是强迫一些犹太著名学者联名写公开信给《真理报》，以谴责被诬蔑的犹太医生。爱伦堡是犹太人，且是同内外有影响的人，当然逃不过被迫签名这一关。但他考虑再三，觉得这样良心过不去，并成为千古罪人，遂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就索性等待专政机关来抓他。他心里明白，斯大林看信后一定大发雷霆，决不放过手无寸铁的爱伦堡。何况极权专政统治下还不曾有一个人敢于这样斗胆写信公然反对他的“英明决策”。出人意料的是3月5日，苏联向全世界广播：斯大林死了。这消息从此改变了苏联的历史，而爱伦堡也就逃却了又一场生死浩劫。故此，说爱伦堡有运气，一点也不过的。
1935年爱伦堡曾回国在克里姆林宫参加了一次工作者大会，第一次看到了狂热的乃至病态的个人崇拜。斯大林出现时全体起立，开始疯狂地鼓掌。“伟大的斯大林，乌拉！”“光荣属于斯大林，乌拉！”欢呼声长达十几分钟。受到这种群众性狂热气氛的感染，他也不由自主的鼓掌，事后才感到了手痛。
他说：“但是我还是说服了自己，我不理解群众的心理，总是以一个知识分子，而且是在巴黎度过半生的知识分子的眼光判断一切。”
“我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一个人的命运不像是一盘棋，而是像抽彩。”
“如果我是个信教的人，我大概会说，上帝的安排是难以解释的。”（见《人·岁月·生活》）
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说：“一旦谎言消失，暴力也随之裸呈，衰弱，无能，一触即溃。”
爱伦堡对世事人情冷酸、深刻的感叹，更是让人如醍糊灌顶、猛然警醒。有人说，没有经历痛苦的人生不深刻。爱伦堡就是在一种痛苦的时代中一步步走了过来，才有了这一句句精炼、睿智的至理哲言。对于法西斯，他“所有丰富的语言中只剩下一个字‘杀！’”对于艺术，“我确信，只有一条腿是不能前
进的，没有人的精神美，任何社会变革、任何科学发明都不会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幸福”。还有他对人类和平的热切期盼和四处奔波，他对斯大林时代的“个人崇拜”的不以为然，都构成了这本回忆录的独特魅力。
若论认识名人之多之深，交游国家之广之久，我想在他同时代众多作家中是无人可比拟的，甚至于今时今日也没有哪位作家堪与比肩。读完爱伦堡，便可很自然地窥看到许多声名显赫的人，从文学巨匠到艺术大师，从政坛豪客到科学伟人。这些人纷纷从平时的神堂上走进书里，才华横溢的毕加索，忧郁善良的法捷耶夫，浪漫乐观的戴高乐，正直慈祥的爱因斯坦等等，这些名人生活中鲜为人知的一面读来特别亲切，三言两语中就能挖掘到一个名人内心平凡而真实的感情，犹如面前站立的只是我们生活中一个个熟悉的人。这或许正是爱伦堡在前苏联作家群中显得璀璨耀眼的原因之一吧。
2006年3月15日
我已经积分190分,这篇上次出现了乱码,故又发来,望编辑审阅!(作者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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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正读着的书，是前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在上世纪60年代初写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这是一部堪称大型的回忆录，120万字。应该说，这是爱伦堡的一部心灵史。而我读的却是花城出的一本作家与52位文化名人交流的文字的节译本。直到今天，我才断断续续地读到了蓝英年先生译的全本的《人·岁月·生活》。
1937年末，爱伦堡从西班牙内战前线奉调回国工作，现实的严酷、恐怖远远超出他的想像。一批又一批人不断地被“清洗”，他认识的不少外国革命者也未能幸免，他后来任职的《消息报》社各处室的领导像走马灯一样，往往今天刚被任命明天就被逮捕。对当时的“日常生活”和人们的精神状态，爱伦堡尽可能地作了细致的描述，为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记录。
关于前苏联的“大清洗”，蓝英年在《肖洛霍夫死里逃生》一文中这样记叙：“1934年11月5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内务部附设告别会议》的决定，赋予内务部不通过法律程序任意惩治危险分子的权利。这是斯大林采取的重要步骤，给予只听命于他的内务部更大的权利。内务部的人可以不要罪证、不经审讯逮捕、关押和枪毙他们所认为对社会有危害的人。”
显然，这是组织上为大清洗拟好的计划。一个月后，全国性的镇压无辜党政干部、高级将领、知识分子、普通工人和农民的大清洗开始了。
但谁也没有料到，这场“大清洗”是如此的迅猛、荼毒、残忍。起初，人人自危。保护自己最有效的办法是检举别人。向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党表忠心，自己先清洗自己。后来，人们都在清洗的日子里感到惊慌不安和感到活着的无望。爱伦仲堡写道：“在我的熟悉的人中间，没有一个人相信明天，许多人都准备了一只装着两套内衣的小皮箱，随时准备着一去不返。”是呵，他刚回来，他向一些熟人打听另一些朋友的下落时，大多数人只是向他摆摆手，有些人索性匆匆走开。人们尽量少与外界的人来往。朋友之间也相互提防，甚至断绝来往。一个朋友对爱伦堡悄悄地说：“现在一个人只能同自己的妻子说知心话，而且夜间要用被子蒙着头……”尽管十分小心，可这位朋友不久还是被枪决了。
“大清洗”中滥杀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所以，深夜的任何动静都使人神经高度紧张。有个老头，抓的人还未上去，他就跳楼摔死了。他说：1938年3月间的一些夜里，常常惊恐不安地倾听电梯的声音，“当时我想活下去，同许多人一样，我准备好了一个装着两套换洗衣服的皮箱”。但是，到了1949年3月里，“我没有换洗的衣服，而且是几乎无所谓地等候着结局的到来，每夜都等候着铃声。”
爱伦堡在他的回忆录中几乎是流泪写下了这样的话：“我憎恶漠不关心、窗上的帷幔、使人隔绝的残忍和残酷。当我写到已不在人世的朋友时，我有时曾放下工作，走到窗前，像出席集会的人们那样站着，想向已故者致敬。我既未看树叶，也未看雪堆，我看见了一张我觉得是和悦可亲的脸。本书的篇页都是在爱的主使下写出来的。我爱生活，对于已往的生活与经历，我既不后悔也不惋惜，我感到难过的只是我有许多事没有做完，有许多东西没有写完，我没有受完苦，也没有付出更多的爱。但是大自然的规律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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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读这较多的叙及苏联大清洗的泣血的文字，在不同的文字中间，我一样看到了火光，暗夜，革命者，告密者，忏悔者，还有闪烁在铁网中的眼睛；一样听到昂扬的和暗哑的歌声。
子弹的锐叫，镣铐的叮当，嘶喊，呻吟和叹息交织着，……
什么是历史？我以为它应该是和人类密切相关的伟大的集体记忆。因此，除了可供实证的故址和文物之外，历史的构成，还必须包括经由回忆录、日记、书信、自传、传记等形式披露的不同人物的内心真实。甚至可以说，那些袒呈的个体生命的千疮百孔的灵魂，比历史学家的关于民族、国家、政党的一鳞半爪的记载，或者梳理得整整齐齐的材料更真实，更可靠。对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来说莫不如此。这些年来，我喜欢读这样的书籍和文章，我读《人》这本书，仿佛就在读一部真实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