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镗—《水调歌头》


【年代】:宋
【作者】:京镗——《水调歌头》
【内容】

京镗—《水调歌头》

伏蒙都运、都大、判院以某新建驷马楼落成有日,宠赐佳词,为郡邑之光,辄勉继严韵,以谢万分。

百堞龟城北,江势远连空。

杠梁济涉,浑似溪涧饭长虹。

覆以翬飞华宇,载以鱼浮叠石,守护有神龙。

好看发源水,滚滚尽流东。

司马氏,凌云气,盖。

当年题柱,从此奏赋动天容。

果驾轺车使蜀,能致诸蛮臣汉,邛道仍通。

寄语登桥者,努力继前功。

【鉴赏】:

成都城北旧有一座清远桥,相传即汉代的升仙桥(一作“升迁桥”)。据晋代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蜀郡州治》,桥有送客观,汉代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最初离蜀赴长安时,曾题辞于此,曰“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太平御览·地部·桥》引《华阳国志》作司马相如题桥柱云云,与单行本稍有不同),意即不做高官誓不还乡。后来此志竟成,果然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乘赤车驷马返蜀,一时太守以下郊外迎接,县令背负弓箭为之开道,蜀人把这视为荣耀(参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唐岑参《升仙桥》“长桥题柱去,犹是未达时。及乘驷马车,却从桥上归。名共东注水,滔滔无尽期。”即咏其事。升仙桥南宋时业已破旧,孝宗绍熙十六年(1189)十二月至十七年四月,身为四川安抚制置使、知成都府的京镗将其重加修建,改名“驷马桥”,并撰有《驷马桥记》。观本篇小序可知,桥将竣工时,同僚们赋词祝贺,作者遂填此阕以作答谢。但,原唱今已失传,只剩下这篇“报李”之作了。全词紧紧围绕“驷马桥”在作文章。

“百堞”二句,先写此桥所在之地、所跨之江。“龟城”是成都的别名。相传战国时秦大臣张仪初筑此城,屡筑屡坏,后见大龟从江中而出,巫者让张仪按龟之行迹筑城,果然城筑而不坏。见宋祝穆《方舆胜览。成都府。郡名》。“江”,此指郫江,系长江上游支流之一,经成都北,折向南,与都江会合。郫江气势磅礴,遥接长天,景色极为雄阔,又得雄伟绵延之城垣映衬其间,更其壮观,而“江”既浩荡若此,则“江”上之“桥”的巍峨与伸展不问可知。写“江”正所以写“桥”焉。然而“江阔桥更长”的写法,在词人犹觉不足以显示“桥”的气魄之大,故下文又设喻为夸张。以“长虹”拟“桥”,这是夸大;以“溪涧”拟“江”,这是夸小。驷马桥的矫健雄伟,就在这“大”与“小”的对比中突出出来了。司马相如《子虚赋》中的楚使子虚以云梦泽“方九百里”夸言楚国之大,齐乌有先生则以齐国“吞若云楚者八九,其于胸中曾不带芥”抑而胜之。本篇笔法,与此相近。细细品味,“杠梁”二句的精彩之处尚不止于此。如“济涉”字、“饮”字,也都是词眼所在。就事实而言,“江”动而“桥”静“但据实写来,便无诗意。词人采用拟人化的手法,将桥墩比作人腿,写”桥“迈开大步涉水过江;又将桥身比作渴虹,张开大嘴吮吸湍流。—”静“物”动“写,整个画面就活起来了。前四句,作者作远观江桥,先绘背影,再描桥姿,层次分明,读者心中已生桥之大概。”远“”浑“等词极具气魄,桥之伟岸淋漓尽现于此。

以上从大处落墨,是对驷马桥的宏观描写。至“覆以”二句,精雕细琢,转入微观。桥巅之,有华丽的飞檐覆盖着,势如羽军鸟振翅;桥底有层叠的石墩负载着,形如鱼鳖浮游。似这等巧夺天工、美仑美奂的建筑物,合有神灵护佑。相传隋军战舰自成都东下伐陈时,“有神龙数十,腾跃江流,引伐罪之师,向金陵之路,船住则龙止,船行则龙去,四日之内,三军皆睹”(见《隋书。高祖纪》开皇八年伐陈诏),于是词人不假旁搜,顺手引入词中,更为此桥抹上一道奇光幻彩。桥以“马”名,而词人在具体摹写与渲染时,又调动“羽军”,“鱼”、“龙”等动物字词,且与首句“龟城”之“龟”字遥遥相映,别具匠心。尽客这些飞禽水族均非其实(“羽军”、“鱼”、“龟”分别物化、附属于“华宇”、“叠石”和“城”,“龙”则纯出于虚拟),能够引发读者的丰富想象,使人若见羽军飞于天、龟行于陆、鱼浮江面,龙潜水底,这就加倍地给“郫江长虹图”增添了勃勃生机。作者宏观写桥极有气势、细处入手更富神韵、语言生动灵活,视角多变,短短三句,桥之精美跃然纸上。

自《尚书。禹贡》以后,古人以为长江发源于蜀中的岷山,后世文学家信之不疑,晋郭璞《江赋》曰:“惟岷山之导江,初发源于滥觞。”苏轼是四川人,其《游金山寺》诗亦云:“我家江水初发源。”词人以浓墨重彩描绘此桥传神之后,不无自豪地宣称:新桥落成在望,很快便可登桥观览,欣赏那刚发源不久的江水滚滚东流了!上阕起处由“江”出“桥”,至此又由“桥”入“江”,峰回路转,岭断云连,章法缜密地结束了上阕。

上阕着重写“桥”,然题面中“驷马”二字尚无着落,故下阕即转而述司马相如事。江势雄伟,桥姿壮丽,地灵如此,人杰若何?写江写桥,自然言及登桥之人,两阕之间的过渡,亦可谓“山岩巉绝之际,飞梁而行”(明李腾芳《山居杂著》)了。

换头三句,高度赞扬司马相如的“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王勃《滕王阁序》),谓其登桥上路、出蜀赴京之际,气宇轩昂,压倒了当世的诸公。以下二句,一则述“题柱”之举,勾锁上文;一则进而叙述其入京后牛刀小试,初露锋芒。按《史记》本传载其为天子游猎赋(即《上林赋》)献给汉武帝,帝大悦,任用其为郎官,“奏赋动天容”即是谓此。至“果驾”三句,登峰造极,备述其雄图大展,衣锦荣归。传载相如为郎官数岁,武帝遣其为使其回乡安抚巴蜀地区,后又出使西南邛、稢等少数民族统治区,致使诸少数民族首领皆请为汉臣,汉与邛、稢间断绝了的交往自此重新畅通。这两次出使,于国家而言,稳定了西南边陲的政治局势,加强了汉王朝与西南诸少数民族的联系,贡献甚大;于个人而言,实现了当年乘赤车驷马重返成都的豪语壮志,也算心满意足,利国利家成功成名了,驰誉乡里,垂名清史对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人生的价值,莫此为甚了。词人虽只是根据史料,敷衍成文,但无限神往之情,已洋溢在字里行间。

作者,推崇前贤,目的是激励后进;表彰古之登桥者,正为激励今之登桥者奋起。所以才有卒章显志、画龙点睛的最后两句:“寄语登桥者,努力继前功!”词人重修此桥之旨,以“驷马”名桥之旨,以及撰此词之旨,便昭然揭出。为山九仞,有此一篑封顶,便出云霄之上,全词有此作收束意味登时深远有加。

通观全词,既为桥而作,则上阕写桥由粗及精,继而下阕独展“驷马”之旨趣,由古励今。层次分明。不乏深意,实属佳作。就思想内容而论,本篇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某些封建社会士大夫阶级的局限性,如大汉族主义倾向、对于个人功名利禄的汲汲追求等等,这些固然不足取;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词人所歌颂的并非古人为禄利争夺之为,而是符合国家、民族利益之举,词人赞此,也是想表达个人的荣耀应在为国家、民族尽职尽责中实现词中所含蕴着的奋发、进取精神,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唐宋词里司马相如事者汗牛充栋,大抵着眼于他的文学才华以及他与卓文君的浪漫爱情,而本篇独取其在政治建树,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逆言之即“见仁者仁,见智者智”,如果说他人之词乃词人之词,那么京镗此词则便是政治实干家之词了!

有宋一代是我国文明与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阶段,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出繁荣局面,其表现之一即地方官吏颇留意于保护整修古迹、新辟名胜,功成之时,辄延请名士或亲自挥毫为文以记,故此类散文佳作层出不穷,如范仲淹《岳阳楼记》、欧阳修《丰乐亭记》、苏轼《超然台记》、陆游《铜壶阁记》等皆是。我们常说南宋豪放派词人有“以文为词”的倾向,这方面仅仅着眼于他们词中的散文句法是不够的,还应该注意到散文题材对词作的渗透。即以此词而论,它难道不是一篇协律押韵、入乐可歌的《驷马桥记》么?